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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美国纪行《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首次引进

归档日期:07-25       文本归类:革命乐观主义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1959年11月初,36岁的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经由福特基金为欧洲年轻作家专设的赞助启程前往美国。

  正如长久以来的习惯,卡尔维诺总是力图深入理解事物的内涵,从人类学家和控制论的角度去观察,比如美国社会体系的运行;但在旅居过程他也同样完成了埃依纳乌迪出版社的任务,将J.D.塞林格、伯纳德·马拉默德、索尔·贝娄等美国作家的作品引入意大利。他将旅途见闻变作一封又一封长信写往都灵,这些信件介于日记和报告文学之间,其中的部分也成为周刊刊载的系列文章。《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便是由这些素材汇编而成。

  跟随卡尔维诺的脚步,我们发现了一个与想象中不同的、更加“朴素”的美国。他们不玩电动弹球游戏,不总穿牛仔裤,很少去电影院,可口可乐的牌子也不怎么常见……或者,像卡尔维诺的说的,“还得我们教美国人怎么做才是美国式的”。

  他在美期间可谓四处游荡,拜访格林威治村的居民(在不同的单独章节中),观摩李·斯特拉斯伯格的演员工作室,进入电脑工厂,甚至看见卖汽艇的超市;他赞扬特别的税收政策可以使文化基金持续得到富人的捐助;他研究汽车设计的各种形状;他和旧金山港口装卸工人工会的有力领导人们交谈;溜进去看低俗的歌舞表演,打马穿过中央公园……同时也没有放过城市堕落的一面:流浪汉,酗酒者,还有他们“自我毁灭的黑暗宗教”。他还前往印第安人保留部落,感受了漫长的高速公路和一模一样的小镇的无聊。他赶到阿拉巴马州亲身体验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示威,以及种族主义的阴影仍然笼罩的南方其它地区……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意大利当代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等。卡尔维诺于198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却因于当年猝然去世而与该奖失之交臂。但其人其作早已在意大利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

  莫言评价“他的书值得反复的阅读,他用他的创作实践展示了小说形式的无限可能性”。

  这本《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是国内首次介绍,是卡尔维诺根据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去美国的亲身经历所写。书中附有影印的作家手稿,细细品读,其活泼随意的语调仿佛是在与友人对谈。那个憎恶谈论“我”和作自传的卡尔维诺终于说出了自己,袒露了自己的真实内心,是卡尔维诺初读者和卡尔维诺迷的一本必读书。

  《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的出版是一件幸事,对热心的读者如是,他们一定不愿意错过这段对卡尔维诺来说至关重要的经历中更多有趣的细节;对文艺评论和考据家亦如是。这份乐趣别无寻处,唯有从这本汇集了四散遗珠的作品中重新品位卡尔维诺的精妙之处。——意大利杂志DOPPIOZERO

  我大体上明白卡尔维诺想要做的事:对一个作者来说,他想要拥有一切文学素质:完备的轻逸、迅速、易见、确切和繁复,再加上连贯。等这些都有了以后,写出来的书肯定好看,可以满足一切文学读者。——王小波

  卡尔维诺的书值得反复的阅读,他用他的创作实践展示了小说形式的无限可能性。——莫言

  卡尔维诺的想象像宇宙微妙的均衡,摆放在伏尔泰和莱布尼兹之间。——意大利符号学家 安伯托·艾柯

  卡尔维诺为他的文化做出了弥足珍贵的贡献,我们的文化也沾了光。读他的书,我们更能确信我们的信仰:无论在什么地方,人类的抱负和志向基本上是一样的。——英国小说家 安东尼·伯吉斯

  很后悔没有乘飞机来美国。原本我应该被重要的商业谈判或者高层的政治风云裹挟而来,或是淹没在纽约满大街长焦镜头下微笑摆拍的人群里:这才是接近今日美国的正确方式。可惜的是,我被说服上了一艘从法国勒阿弗尔(Le Havre)开出的跨大西洋的航船,他们说:“要不要来?这船太棒了!”就这样,在驶往目的地的航程中,我已然被另一种灰暗的印象所笼罩:缺乏生气的美国地区,到处是百无聊赖的老年夫妇,乏善可陈的福利制度和生活物资的来源匮乏。

  乘船旅行大抵是有些与时代风气不符了。船上挤满了人,如同火车站那样,老年旅客们整晚玩着抽彩游戏,或者为动画片式的赛马游戏下赌注。

  航行第五天的黎明,我穿好大衣来到甲板上,伸长脖子在弥漫的白色雾气中辨识纽约的轮廓。在不远处的地平线上,隐约的灯光逐渐勾勒出海岸的形状,如同一座山逐渐浮现出它的样子。一瞬间好像这种旅行方式又被证明是对的。怀抱着不同的态度抵达,旅行本身也会变得不同,虽然刚刚我确实表现得有点不耐烦。

  天空放亮,被摩天大楼堆砌成的怪兽般的纽约仿佛一座被遗弃了三千年的废墟矗立在那里。不,或者说是一个有些透明的多孔的庞然大物,偶尔有几缕光线投射出来。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白天来临了。

  各种色彩慢慢覆上人行道的大块石板,所有这些颜色都与我们记忆中美国照片的颜色不同。我迷失在这幅图景里,迷失在这千变万化的迷宫一般的光线和形状里。四处一片寂静,空无一人。突然,我发现了汽车!它们像一群闪亮的蚂蚁大军穿行在怪兽脚下,不知道已经行驶了多久,我们对此毫无察觉。

  车辆在路上川流不息,我这个初到美国的欧洲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些车子都很宽很长,尺寸大得有些荒唐。但几天之后这种讶异就消失了,大概这就是美国车的通行尺寸。在车流中行驶,我的注意力又被那些奇形怪状的车尾灯吸引,仿佛每种不同的形状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从最扎眼的(有着粗大的排气管,让人联想到在电影里看到的警匪追车)到最低调的,几乎每种都可以让人做一番符号学的探究:有的车灯是鱼鳍形,让人想到莫比· 迪克的白鲸世界;有的是箭形,让人想到荒野西部的印第安人;有的是摩天大楼的塔形,代表着美国时代的繁荣;更不乏导弹或火箭的形状,意味着征服太空和不确定的未来。

  自然的,在这个颇具精神分析色彩的国度,还有很多充满其他象征意义的车灯:代表男性符号的形状非常多见,代表女性的形状也为数不少,似乎表示出对母系社会制度的和平接受。还有一些车在宽大车尾的上缘,转向灯的形状排成两道细细长长的眉毛,底下的车灯仿佛好莱坞女明星那闪亮明媚的大眼睛。

  带着一种习惯了意大利小车而努力驾驭美国大车的窘迫,我试图在拥挤的停车场里找到车位。而我的目光却被那些图腾博物馆展品一般的车灯吸引了,它们各自象征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和奇妙寓意几乎要使我相信汽车其实是供奉用的神坛,或者它们本身就闪耀着水晶般的神圣光泽。于是我在宗教朝圣的敬畏和反对传统的本能之间小心翼翼地倒车,终于难免错误计算距离而将某辆车的车灯撞碎一地—— “开花了”。

  纽约的第一定义应该是:一座充满电流的城市。在这里几乎每走一步都会被充电,手指所及之处都有被电的可能。我从汽车上下来,抓紧把手以关好车门:手被电了。在家你不能摸门把手,不能摸楼梯扶手,不能摸各种开关——那后面都有蓄势待发的微小电击在等着你。不论是乘出租车,还是从寒冷的街道回到过暖的家中,还是仅仅穿着拖鞋从地毯上走过,似乎每个瞬间都在充电,而你就是一块蓄电池。

  虽然我已经有了条件反射般的小心,但在触摸那些看上去最无害的物件之前还是会有几分犹豫。从害怕被电到现在已变成需要和期待,如果没被电到我竟然还会有点失望。甚至与他人的手掌相握有时也会迸出温暖的火星。电流从物品传导到日常生活,到人际关系和感情。这是真实存在的人类之间的能量,还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枯竭反而会感受到物品放射出来的能量?

  个人和集体的英雄主义冒险时代已经终结,在那些已达到或尚未达到的福利承诺下,努力追逐目标的美国情结正日渐萎缩。但经济进程和制造热潮,这些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业活动仍然释放出一些冲劲。物质的世界是清醒的,被一种含蓄的理智支配着;相较之下,反而人类世界处在睡眼惺忪的状态,仿佛由行动呆板的机器人操控着。

  我试图找到这种有趣分歧背后的秘密,找到那些不知是否已经转移和贮藏到物质中的人类能量,但没有成功。只有怅然地抚摸着自己那常被曼哈顿的电流袭击的指尖。

  我很清楚美国已经不再是冒险家的国度,但是纽约人这种将所有意外的可能性都尽量扑灭的生活方式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生活被密密麻麻的“排程”所控制,几个星期之前就要什么都安排好,比如二十天后的会议安排,和谁共进午餐,参加谁邀请的鸡尾酒会,你邀请谁共进晚餐,你要去喝杯苏格兰威士忌的晚宴;要是打算看一场百老汇的演出,估计要提前三个月甚至四五个月才能订到包厢。

  纽约的女孩子们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忙于约会。如果你想约她们,恐怕要提前一两个星期提出请求,然后你们各自看自己的记事本排程,约定日期,在本子上记下彼此的名字。

  “是这样的,最初我每晚跟不同的女孩出去,”乔万尼· B。,一个生活在美国的意大利花花公子说,“有一天,我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孩,渴望很快可以再次见到她。但是她两个星期以内的晚上都排满了,我也一样。我们不得不隔十五天才有机会第二次约会,我觉得快要等死了。当终于再次见面,感觉却不像上次那么好了,因为我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另外一个最近才约会过的女孩。接下来几个月,每每爱上一个人,我却不得不等到已经排好的日程都进行完之后才有可能再约那个人,而这时候心动的感觉已经没有了。这让我感到绝望。”

  “穆丽尔的出现终于打破了这个魔咒。我们开始稳定的约会,就是每晚都一起出去,成为固定的恋爱对象。”

  “没怎么觉得,反而更觉得手脚都被捆住了。每天晚上都是和她出去。告诉我,这就是生活吗?”

  第一次到纽约的人或许都有个印象,感觉美国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仿佛我们这些旅行者反而更加美国化。当你发觉认识的纽约人都没有自己的汽车时几乎要感到愤慨了 (因为停车难,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出租车)。欧洲人期待在 (私人公司和公共机构的)办公室里看到的那种严格高效的经理人,也只能说看到一种努力的近似,一种模仿的善意而已。 这里的年轻人着装也不如我们更加美国化,也不知道我们所说的“flippers” (一种电动弹球游戏,在这里人们叫它 pin-ball-machine,也只有在时代广场固定的小俱乐部里才找得到。)更有甚者,你会觉得这里竟然是全宇宙唯一没有被可口可乐的触角探及的地方。

  其实也正是你看到的这些所构成的美国,比我们印象中的美国要更加美国化。我们口中的美国化只不过是更先进的科技生产分配水平和屹立不倒的传统水平之间的对立,其中一部分人已经达到了前者,而另一部分人却越来越难以从后者中走出来。事实上,新兴潮流和老旧事物更像是一棵大树上的两根枝条:在持续生长的过程中,整棵大树的有机体在不停累积和转化着两者之间的冲突。

  我最近知道了怎样才能统治纽约:骑马出行。当然最初几天我并不知道。本来打算租或者买一辆车,只是为了拥有真正融入美国生活的感受;但所有人都不建议我这么做,他们说这是错误的方式,说在纽约拥有一辆车实在是个累赘——如果你能奇迹般地在家门口找到车位并停上一夜,那早上一定得早起将车子挪到马路的另外一边,因为停车时限肯定到了。真正的纽约人都是乘坐出租车的。好吧,可是这并未解决我的问题。

  现在我终于明白一个外国人在纽约应该做什么了,那就是租一匹马。这种复古的出行方式才是真正接近美国的开始,你可以感受到交通工具演进中的美国历史,那就是从骏马到凯迪拉克吧。

  问题是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跨上马背。因为马场非常远,在上西区(这是这里幸存下来的少数马场之一),为了到达中央公园,我不得不骑马穿过两个街区,经过交通最拥挤的路段。坐在马鞍上,我一方面体会着对车流的统治,因为我的马在沥青路面上走得小心翼翼,所有车辆不得不跟随马儿放慢脚步,另一方面也体会着史诗感的幻灭,因为路边几个淘气的小鬼正肆无忌惮地嘲笑着我。

  中央公园的地面有些泥泞,草坪上松鼠跑来跑去。在这安静柔和的气氛中,附近的摩天大楼略显突兀地竖立着。我在马鞍上颠来颠去,徒劳地努力跟上马儿小跑的节奏,陪伴我的女骑师大声冲我吼着我完全听不懂的骑术规则;而我的马却一直跟脚下的泥泞和矮处的树叶纠缠不清;头顶一架喷气式飞机掠过摩天大楼,喷出的白烟正渐渐消散。而这座总是被后来者占领的城市,从今天开始,是我的了。

  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5 月间,卡尔维诺进行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美国之旅。促成旅行的原因很多,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启发性”的旅程。大部分时间卡尔维诺待在纽约这个他最爱的城市,用他的形容就是纽约“像一株食肉植物吸引苍蝇那样”吸引着他。此外,作家还访问了美国的许多城市,克利夫兰、底特律、芝加哥(“真正的美国城市,工业的,物质的,残酷的”)、旧金山、洛杉矶、蒙特利尔、新奥尔良、萨凡纳(“最美丽的美国城市”)、拉斯韦加斯、休斯敦等。卡尔维诺在旅途中与各式各样的人会面:作家、编辑、文学经纪人、商人、工会领导人和民权分子(其中最有名的是马丁· 路德· 金),更多的是普通人。

  回到意大利后,他开始整理旅行期间写下的日记和书信。这场旅行无疑极大地激起了卡尔维诺的热情,他试图写一本“类似《奥利弗游记》的书。奇遇,也有厄运,在这场旅行中都未缺席”。

  1960 年 8 月,卡洛· 波(Carlo Bo)请他对这次旅行做一个总结,卡尔维诺说:

  当我出发去美国的时候,以及在旅行的过程中,我都发誓说不会写关于美国的书。(因为这种书已经够多了!)不过现在我还是改变主意了。游记是一种有用、朴素而又完整的文学创作方式。这类书是实用性的。即使,或者说正因为每个国家都在年复一年地变化,旅行书籍记录的当时的所见所闻会反映出变化的本质。除了对所到之处的描写,人们还可以记录自己与现实的关系,记录认识的过程。

  这是我最近才开始相信的一件事,之前觉得旅行对文学创作只能带来一些间接的影响。比如我们的诗人切萨雷· 帕韦塞(Cesare Pavese),他就不喜欢旅行。像他所说,文学的种子潜藏在某处或许几年,或许一直都在那里;凭什么我们可以在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让它发芽成熟!当然,旅行是一种生活体验,正如其他任何一种生活体验一样,能够让我们更加丰富。旅行可以让写作变得更好的原因是行程中总会发生一些常规生活以外的事。去探访一次印度,我不知道,也许回来之后对写自己读书第一天的回忆会更有帮助。反正,对我来说,除了写作之外,旅行也是件让人愉悦的事。怀着这种心态我完成了最近的美国之旅,我是对美国的真实样子很感兴趣,而不是去进行“文学朝圣”或者“寻找灵感”。

  在美国,我被一种迫切的想要对其丰富多元的文化充分了解和全面占有的热望所驱使,这是在其他旅行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有一点像爱情的感觉。众所周知,相爱的很多时间是在争吵中度过的;即使我现在回来了,仍然会发觉自己时不时地要和美国吵架。我力图让自己感觉仍然生活在美国,对于听闻这个国家传来的一切消息我都怀着贪婪的嫉妒,并且努力装作只有我才能懂……

  旅行的消极方面?我们知道,从构成自我创作的诗意世界里抽离出来,分散了注意力,而这种注意力是进行文学创作的条件之一。但说到底,即使注意力分散了,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从人性角度来说,出门旅行是比待在家里要有趣些。首先是生存,其次是哲学思考和写作。作家们对待这个世界的首要态度是渴望获取真理。他们在写作中跃然纸上的反思,不论具体是什么,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而非其他。

  然后,在 1961 年 3 月,卡尔维诺修订完第二版的手稿并且拟好了标题《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忽然决定“不出版这本书,因为当我再读它的时候觉得作为文学作品,它有些太保守了,而且不像新闻报道那样有足够的原创性。我做得对吗?谁知道!或者就出版吧,这本书将是时代的记录,是我人生轨迹的记录,正如拉涅罗· 潘齐耶利 (Raniero Panzieri)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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